典当立法应坚持三个平衡的原则　　典当业面对上述诸多缺陷，应当说促成一部由立法机关制定并颁布实施的典当法已十分必要。因为典当业的经营范围不断扩大，由动产延伸到财产权利、不动产，典当方式由质向抵拓展，传统法理学上的营业质已经不能概括典当的真正内涵。由此，制定一部专门典当法既符合当前的立法趋势即立法由综合性向专门性过渡，又能促进典当业的规范发展，典当业的法制化必将获得更快的发展。鉴于典当实践与典当管理规范脱节的现实，建议在制定统一的典当法时应把握好三个平衡的原则： 

(一)典当理论与典当实践的平衡

　　典当的定义与立法选择。根据习惯法，“典”和“当”在民间有着明确的不同含义，“典”多指不动产抵押，“当”则指动产质押。根据《办法》第3条，典当是指“当户将其动产、财产权利作为当物质或者将其房地产作为当物抵给典当行，交付一定比例费用，取得当金，并在约定期限内支付当金利息、偿还当金、赎回当物的行为”。依据该条文，典当行实际上存在名不符实的现象，一方面，典当行实际并不从事“典”这项业务，即没有向出当人支付典价而占有其不动产作为收益使用的行为。另一方面，典当业务已经超出了原来意义上的“当”，即不但占有出当人的动产或权利凭证以担保债权实现，同时也从事不动产的抵贷款。典和当、动产和不动产在物权法上适用不同的占有和处分规则，显然，《办法》的起草人选择了摈弃历史而按照自己的理解对典当作出定义，但是实践依然按照自己的路径前行。如典当行在从事不动抵押时明显违反《担保法》关于抵必须转移占有的规定，但从现实出发，有关部门在监管工作中对此并没有禁止。因此，从实践的角度与其让当事人违法，还不如在立法选择时尊重历史、尊重习惯，只要这种历史和习惯不违背社会公益和善良风俗习惯。 

(二)保持传统习惯与管理

　　新《办法》与旧的典当管理规范相比，在时代性和全面性上的确有不少进步，但在对典当实践的重视和典当习惯的尊重方面仍然显得不足够。最典型的是怎么处理绝当物。所谓“绝当”，是指自典当期满之日起一段时期内，当户既不赎当，又不续当的当物。如何处理绝当，关键在于对典当合同性质的认定。《办法》第3条将典当合同性质认定为质合同，《担保法》第66条禁止质合同中订立流质契约，为了与《担保法》的规定相衔接，《办法》规定死当物品，3万元以上可以委托拍卖行公开拍卖，拍卖的收入在扣除质贷款本息和典当及拍卖的费用后，剩余部分应当退给当户。但从现实情况来看，典当行在经营典当业务时并没有遵守这个规定。它们通常约定典当人逾期不赎时典当物所有权直接转移给典当行。尽管依照《担保法》这类合同当然应属无效，但现实中存在大量的此类条款，没有足够的证据显示流质契约导致了典当业纠纷的增加，监管部门也没有为此采取更严格的监管措施。 　　典当企业之所以敢于依照习惯，并在实践中违反《办法》，也许最充分的理由是企业和个人并没有因此受到严重损失，即使遭受损失也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甚至增加了收益，监管部门之所以没有为此采取更严格的监管措施，至少说明典当企业的行为并没有严重破坏社会经济秩序和管理秩序。事实上，典当企业允许流质契约的习惯做法符合《担保法》的发展新趋势，这就为典当立法提供了可借鉴之处，在对具有历史传统的商业进行立法管理时，如果该行业的习惯法符合一般公平原则，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也为业内人士广泛接受，就应当尊重历史，重视实践，不要盲目创新。 

(三)从严管理与交易自由平衡

　　鉴于典当业的特殊性，需要从严管理，但从商业便利的角度又需要保证交易自由，把握二者之间的平衡的确不易。总的来看，《办法》从严管理的体现过多，交易自由的体现太少，如第26条对典当行的经营范围限制规定过多。典当行不得经营下列业务，非绝当物品的销售以及旧物的收购、寄售，动产抵押业务，集资、吸收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存款，发放信用贷款，未经商务部批准的其他业务。这些规定不利于典当业的进一步发展。在一些典当业经营状况良好的国家，典当行的经营范围非常广、综合性强，“典当行不仅经营典当业务，还做一些商品零售业务，包括旧货出售和卖新产品，一家典当行可拥有多个许可证，因为多种经营可以降低经营风险，增加其赢利点，有利于典当行经营稳定，也更加便民”。《办法》关于绝当物的处理规定亦是如此，既不同于传统的典当，也与实践中的做法相悖，结果使典当业丧失了营业质的性质而类似于一般的质贷款，典当行也因获利机会更小而降低了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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